卡尔·马克思评价交通联系和商队贸易时指出，商队贸易对于商路所经过的地区来说是重要的经济因素，客观上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说得明白一点，有助于手工业生寿的发展，为人们由一地到另一地的迁徙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创造了条件，逐步影响了旧的经济关系的破坏和新的经济关系的建立（见《资本论》）。   

    我们虽然无法清楚地了解世界远古史中有关交通和道路的情况，但可以根据各种事实及推测，认为是亚洲人开启了历史上最大的通道。为此我们可以举出如下实例：诸如古代亚洲先民距今十二万年前向美洲大陆迁徙时开拓的“亚洲北部至北美洲的冰川时代之路”；中世纪的雅里安人迁居欧洲、伊朗高原及印度时所开辟的“骑马人文化之路”和“青铜之路”；亚洲北方和南西伯利亚的荤粥、狄、鬼方人向中国(华北和华中平原地区)以及乌拉尔一阿尔泰地区移动时开发的“北方草原之路”；公元前3000至2000年，庄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叙利亚和阿纳托利亚岛运送宝石的“天青石通商之路” [（前苏)列斯尼钦科：《伟大的丝绸之路》，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从公元前5000年始，塔里木人开辟了向东直达中原地区、向西通往苏米尔一巴比伦、向北与乌拉尔山相连的“玉石之路”以及古代和中世纪成为欧亚地区(中国、印度、中近东、地中海沿岸)的主要文化通道的“丝绸之路”。

    在亚洲的道路和交通史上，亚洲北部和中亚的人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因为在亚洲的诸多道路中多数一直与这部分人的存在和活动密切相关。一说到中亚，人们一直认为其中心地区就是新疆。既然如此，新疆在开拓道路的地区和起推动作用的地区中当然是一个中心点。比如说，丝绸之路的最长的路段位于我们中国，从世界范围讲，位于新疆。丝绸之路中的一条商路其长度就有2000公里。如果把南路、中路和北路的路线加起来，

其总长可能超过5000公里。

    从以上简要的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走过了许多历程，丝绸之路在许多条通道中以其无以伦比的身份和权威，在东西文化联系中显示了自身的份量和影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人们研究世界交通史时，对丝绸之路给予了格外的重视。

    丝绸之路之所以有如此之历史地位，就是因为它有丰富的内涵。

    “丝绸之路”是一个大的概念。世界各国的学者们一向以微观角度从不同侧面对它进行解释。本文试图讨论“玉石之路”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之页上所占的位置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丝绸之路有三条主干线路。

    第一条主干线路是横贯欧亚大路的北方草原通道，称作“草原之路”。

    第二条经由中亚的大沙漠中星星点点的绿洲通道，称作“绿洲之路”。

    第三条是自中国南部始，途经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直达波斯湾和红海的南部海路，称作“海上丝绸之路”[长泽和俊（日）；《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载《新疆社会科学》(维文版)1988年第3期]。

    在这三条主干线路中，“绿洲之路”的位置比较重要，尽管这条道路几乎要横穿大沙漠，阻隔难行，还要跨越帕米尔高原；但是，由于东部和西部突厥诸族居留的沙漠地区中有绿洲，这条道路是历史上使用较多的通道。一般所说的狭义上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这条道路[长泽和俊（日）；《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载《新疆社会科学》(维文版)1988年第3期]。

    中国的丝绸历史悠久。在汉民族的传说中，对丝绸起源的说明往往与黄帝的时代相联系。但根据考古事实和文献记载看，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国的丝绸生产已相当普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等字样。在那以后的时代里，中国的丝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丝绸成了中国的受人重视的用品。

   丝绸织品早就是中国中原地区的消费晶。此后，至公元5世纪前后，逐渐外运。吐鲁番绿洲出土的公元三至五世纪的墓葬品中发现了丝织物，这说明当时在新疆丝织物已有使用[《阿拉沟古墓发掘工作简讯》，载《文物》1981年第7期，第18--22页]。此后，西方世界逐渐了解了丝绸，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标志着联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丝绸之路的开通并非偶然事件，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就是说，

它是东西方之间早已开启的、日渐畅通的道路的继续和发展，这道路就是“玉石之路”。

    新疆的玉雕业在世界上是最先发展起来的，与中原地区相比，也是最早的。内地所见的玉和玉雕实际上是由新疆传去的 [罗绍文：《新疆玉雕艺术》，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9年第8期(总第60期)。 世界上称其为独有的“东方艺术”实际上是“新疆艺术”。

    新疆的玉器历史，一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 [罗绍文：《新疆玉雕艺术》，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9年第8期(总第60期)]。那时的玉器，不仅是一种工具，也可以算是一种艺术品。

    新疆玉中的和田玉最负盛名，古代和田人在寻找、采掘、雕琢玉石的同时，又把它变成了用来交换的商品。他们没有受地域的限制，在对外联系中也使用了玉器。

    玉器传入中原地区，在那里引起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震动。辽宁西部距今5000

年前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发现了制作精细的玉器。这是在内地省区发现的最早的关于玉器的实物。古代玉器被大量运往内地，其数量难以估算。仅世界知名的公元前1200多年前殷商时代的“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就有756件之多。

    从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朝代的遗址发掘和文字记载中，就可以大致了解当时运销中原的白玉数量和玉在人们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汉代至满清，玉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

    中原的人们十分好玉，把玉无限地神秘化。传说中距今8000年汉民族神话时代的祖

先黄帝就已经知道有玉。在远古时代，西王母就曾向黄帝赠送过玉器。据《竹书记年》记

载，帝舜九年，“西王母之来朝，献白环玉块”。关于这种传说，在汉文的古文字和文献中有过各种各样的记载。

    中原地区的人们赋予玉一种神奇的特性，认为玉象征着美，玉意味着财富，玉是伦理道德的标志，玉是等级名位的“护照”，玉是神灵的化身。

    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对于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三十多年来，它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一直启发着雕刻家、画家和诗人们的灵感。”

    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推断，新疆和中原的联系始于五的交换很可能就是我国商品交换史的序曲。

    新疆玉不仅运往中原地区，而且远销西亚、北亚和中东地区。同样，玉器的交换姚立华在1933年《新亚细亚》第六卷第五期上所撰《西北交通之史的研究》一文说：“在巴比伦、叙利亚土址发见之器物所用之玉及自中亚细亚以至欧洲渚国发见之玉器时代所用之玉，皆当为于阗产物。”

    从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史看，公元前2000年那里已有了新疆玉。

    苏联科学院院士C·吉谢列夫说：“我们知道，白玉石是中国雕刻艺术家爱用的原料”。

    安阳的发掘表明，中国开始广泛使用玉石是在商代，与西伯利亚、乌拉尔河沿岸流

行玉石同时。

    白玉的西传完全证实，在赛伊马时期，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沿岸，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和中国北部之间曾有联系。” [（前苏) 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刷的汉文版，1981年版，第一册，第71页]。

    在遥远的西方也可以见到玉。比如，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由高加索出土的长三寸一分余、宽八分余的五琬；巴黎法兰西国立博物馆所藏、在南俄喀尔其(Kertch)发现的长四寸一分的玉瑰；莫斯科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在喀尔其古墓中掘得的长三寸二分、宽八分的玉婉。除此以外，在苏联亚洲部分的马里出土的公元前2--3世纪的古物中也发现了与玉有关的器具[见前揭罗绍文文]： 

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证明：在汉唐之前，整个欧亚大陆的玉制品基本上出自于新疆，高加索和协布罗诺(Vabolonoi)山脉中也产玉石，但在当时还没有采掘过的历史纪录。[见前揭罗绍文文]   

由此，我们认为，丝绸之路原来的基础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正是沿着由塔里木人最初开拓的玉石之路开拓和发展的。正是这条玉石之路后来在国际上被总称为“丝绸之路”。

    在此，我们想引用日本学者长泽和俊的一段话：“从中国殷周时代起至六朝的古墓中发现了许多玉器，根据这些玉器的出产地可以肯定它们来自新疆的于阗。很难想象古代中国会这样大量地输入玉石。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把丝绸之路称作玉石之路。” [见前揭长泽和俊文]。

新疆(汉文史料中称作“西域”)是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之同时又是丝路文化的摇篮。

    古代的欧洲人虽然早就知道丝绸出自东方，但未能确定丝绸之乡的具体地点。他们

称丝为Seres，称产丝的地方为Seres国 ( 即“丝国”)，

    Seres这个名称最早是古希腊的克泰夏斯(Ctesias)在公元前四世纪提出的。此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希腊诗人维吉尔(Virgile)、霍拉塞(Horace)、普罗佩塞(Properse)、奥维德(Ovide)等人在他们的诗作中均提到过速Seres这个词。他们的同时代人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约公元前58年一公元21年)在他的名为《地理书》的一本书中为此提供了较多的资料。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十四世纪之间，90多名西方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提到Seres。其中公元二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ee)在他的《地理志》一书中也留下了事富和清晰的古代记载。后来的学者们验证了西方作者们关于丝国的论述。法国的东方学家G·戈岱司(George Coedes，1886--1964)在论及托勒密提到的丝国时写道；“人们已清楚地看到，伊麦奥斯山应相当于帕米尔，埃模达(Emoda)群山相当于喜玛拉雅山，卡斯亚(Kasia)群山相当于昆仑山，奥扎基亚(Auzakia)群山相当于天山山脉，奥伊哈尔德斯河(Oikhardes)河的三条支流相当于疏勒河(Kachgar)、·叶尔羌河(Yarkand)和于阗河(Yurangkach)” [见GeorgeCoedes：《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耿升认为Seres国指的“……尤其是中国的西北地区”。[耿升：《古代希腊罗马人笔下的塞里斯人》，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第26页。]钱伯泉则得出结论说：“Seres在塔里木盆地的腹地，…”“Seres就是疏勒(喀什噶尔)”。[钱伯泉：《Seres考》，载《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54—155页。]苏北海教授论及这个问题时写道：“西方编者们对……塞里斯周围地形及山脉的描述，就是对疏勒西部天山、葱岭及南部昆仑山脉的记述，不过名称稍有些不同罢了。托雷美接着记述的赛里斯国内十多个城的名称，也可知塞里斯国境内是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与《魏略·西戎传》中所记有‘属国十一处’，后来《魏书·西域传》中所说的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的情况也大致相似。”[苏北海：《疏勒地名研究》，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钱伯泉澄清了关于Seres的模糊认识后说：“从古代西方著作中记述的情况来看，Seres决非指整个中国，因为中国的地望不在北印度和西梯亚人之间，四周也非高山环抱，拔克托里亚<大夏)国王的势力也未到达过这里，中国人也不是红发碧眼，况且，当时西方人提到中国另有一个名称”，“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Seres就是疏勒”。[见前揭钱伯泉文]。

    新疆既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又是从事丝绸业的地方。据历史记载，于阗的养蚕业自古就很发达，遍地都是桑树，桑成了于阗特有的植物，这里是最古老的蚕桑业发展基地。《后汉书·西域传》写道：“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北史·西域传》记载说：高昌“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魏书·西域传》则说疏勒生产锦绵。《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说于阗人民“工纺织”，西州的丝还能供给内地。从考古资料中已能见到东晋末年生产的丝棉，在吐鲁番境墓中发现的文书中有“丘慈锦”的名称。在麴氏高昌的隋墓中，还见到丝棉混合织成的几何纹锦。总之，到公元四世纪前后丝棉混合织品已经创造出来了。

    元代的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所著《农桑衣食提要》中不仅总结了汉族地区的重要经验，同时也总结了新疆植桑养蚕的经验，给我国蚕桑生产技术增添了新的篇章。

苏北海教授说：“……唐代西域已能织出既多又受人喜爱的丝绸织品了。到五代时，西域回鹘人民已能经常带着自己生产的丝锦，到内地去换货。以后，名贵一时的捻金番缎、胡锦、西锦、宿绫等不断运往内地。元代更把新疆的织金缎视为珍宝。这都是维吾尔人民丝绸织品上的重要创造和贡献，受到各族人民的赞赏。丝绸也销往国际市场，为我国丝绸业增添了新的光彩。[苏北海：《从汉朝到唐朝的草原丝绸之路》，载《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一般说来，尽管尚无确凿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说明新疆的丝绸业自何时始，但是由于新疆在丝路文明史上所占的地位极其重要，古代的西方作者们把新疆认作“丝国”，并各自在他们的著作中为此提供了许多情况。

总之，世界各国的学者关于Seres国所提供的情况与史实是相符的。无论从地理角度看，还是从丝国居民人种特征的描写来看，古代文献中多次提及的丝国，毫无疑义，是指以疏勒(喀什噶尔)为中心的鸭儿看和于阗(即和田)。不错，由于古代的疏勒和于阗国从历史角度看属于中国，从全局着眼，认为广义的Seres是指中国，这一看法并不能说是错误的。

 以上我们简要地提出了一些历史依据，说明于阗的丝绸业与其他地区相比最早，这一传统一直沿袭至今。以有关丝绸的考古发现为基础进行的比较研究成果指明，古代中国(中原地区)丝绸和于阗丝绸的花纹特征有一定的区别。例如，古代中原丝绸以经线提花，于阗丝绸以纬线提花。从属于“青铜时代”(大约公元前1000至2000年)的新疆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的古墓沟、和硕森特拉特、哈密天山公社水库附近的墓葬、吐鲁番高昌遗址等处出土的毛织品均有上述特点。

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把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大陆的命脉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轴心。

第二，丝绸之路是世界上主要文化之母。

第三，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

[见前揭长泽和俊文]。

这三点可以看作是中肯的评价。的确，新疆在丝路文化方面辉煌的历史贡献印证了上述观点。

新疆土著的先民从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起，就把丝绸之路当作文明的摇篮，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同时汲取东西方各国的文化优点，创造了宝贵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疆古代的艺术，美术事业的发展，是丝路文化园地中盛开的又一束别具风姿的鲜花。  

长期以来，岩画在新疆许多地方一再被发现。呼图壁县城西南天山深处的康家石门子岩画就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处。这里的岩壁上刻画了上百个有节奏地舞蹈的人物形象，鲜明地表现了原始社会的性崇派习俗。对这些岩画进行过对比研究的王炳华同志认为：“根据我们见到的资料，可以说如此大规模的岩石刻画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在世界范围来说，在有关原始社会性器官崇拜的图画中尚末见到关于有如此清晰画面的图画的通报” [王炳华：《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性崇拜岩画》，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第98页，维文版]。

按照现在的观点，人们认为裸体人像绘画艺术一般来说是属于希腊雕塑艺术的。不错，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就已经产生了男性裸体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但未曾画过女性裸体。恰恰就在这一时期，男女裸体绘画如岩刻绘画已在新疆土著中普遍传播。新疆的裕民县、米泉县、独山子地区和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有关性崇拜的岩画就是有力的佐证。

新疆的这种岩画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沿丝绸之路传播，也为佛教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和风采。我们首先能在库车、拜城的干佛洞壁画中见到这种文化现象。“龟兹壁画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的，其内容虽多为有关佛教的东西，但从美学角度看，其意义早已超出佛教文化，它是龟兹人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写照。” [朱英荣：《龟兹壁画释》，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2期，第117页(维文版)]。

新疆还是世界上古代宗教传播最多、最广的地区，为我国辉煌的宗教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季羡林先生总结这种现象后说道：“……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也都在新疆汇合，互相影响。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各地也是找不到的。所以我感到新疆这个地方对于研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关系，材料非常丰富”。[季羡林：《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载《新疆史学》 1979年创刊号]。

新疆在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进程中，其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所占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用季羡林先生的话来说，“各种语言，即印欧语系的语言，塞姆（闪）系的语言，同许多别的语言，在新疆会合。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见前揭季羡林文]。文学艺术是人类艺术思维历史上最有影响、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新疆作为丝路文化的摇篮，其文学艺术闻名于世，而绿洲之路上的主角维吾尔人的文学艺术以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对兄弟民族文学的影响之深广、富于国际性等特征，如同织入丝绸的花纹而熠熠生辉。在如此源远流长的维吾尔文学艺术中，除了神话时代特有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鄂尔浑碑铭文学、高昌的佛教、摩尼教诗歌、喀喇汗王朝的文学、包括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第二”——法拉比(公元870—950年)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史诗《福乐智慧》(尤素福·哈斯·哈吉甫)、首次将维吾尔语与阿拉伯语进行比较的《突厥语大辞典》(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艾合买德·尤格纳克的《真理的入门》(约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纪)、察合台文学时期初期的作品拉布胡兹的《圣人列传》、鲁提菲、阿塔依，赛喀克的著作等)以及作为这一时期文学顶峰的纳瓦依的作品，属叶尔羌汗国时期的有赛义德、拉失德、克德尔汗、阿曼尼莎汗、阿亚孜别克、海答尔、马合木、楚刺思等人的诗集和历史著作，通过丝绸之路波及世界的维吾尔人的十二木卡姆，世界性的文学形象纳斯尔丁·阿凡提的笑话故事等著名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以其独有的特色和丝路文化共有的特点而闻名于世。令人惊异的另一文化现象是许多饱学之士带着丝路的风采，为了发展当时的文化，从新疆奔赴中原，其中有佛教大师龟兹人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佛学家喀什噶尔人慧琳和佛图澄、著名音乐家苏祗婆、画家尉迟乙僧等。元朝的学者中有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塔塔统阿、元朝教育的奠基人阿鲁浑萨里、忽必烈的首相廉希宪，翻译家安藏、农学家鲁明善、历史学家廉惠山海牙。将领察罕帖木尔、阿里海牙、文学家萨都剌、贯云石、马祖常、乃贤等。这些人都是从新疆迁居中原、用汉语进行创作的维吾尔学者。

综上所述，新疆人民、包括维吾尔人民，其先民生活在丝绸之路中段的干线上，在漫长的历史年月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创造了丰富的、光彩夺目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宝贵财富，不了解这些优秀的文化宝藏，就不可能了解新疆在丝绸之路上所占的地位以及丝绸之路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